试谈北宋官窑


 在当代学术界，对于北宋后期御制瓷器的身世，即北宋官窑存在的真实性至今未有定论。反对者以未见窑址或少实物和传世品难以界定为由，否定北宋官窑的存在。类似观点，曾经强加于唐代秘色瓷、北宋汝瓷等如今已释疑的名贵瓷种。从考古学的角度讲，以窑口的搜寻作为判断瓷种存在与否的依据，看似严谨，实为形而上学，不利于启发人们的心智，有碍学术发展。众所周知因靖康之难和其后的黄河改道，致使河洛一带许多地面遗迹无存，探寻艰难事出有因。这就是需要我们后辈研究者站在客观的立场去小心的求证。　　陈万里先生依据北宋徐兢“奉使高丽图经”。推断汝窑贡烧于哲宗元祐元年至徽宗崇宁五年，已有共识。其时，距北宋亡覆尚有近２０年时间，以徽宗的清玩雅好和宫廷的需求而论，不会有空白期。在此，我想先就汝窑终烧作一番大胆的分析。汝窑的裹足支烧既克服了定窑芒口的缺陷，又保留了定窑裹足的特长，且“内有玛瑙为釉”，可谓精益求精从而取代定窑，成为御用专贡。“汝华州为魁”，名动全国，各地名窑争相仿效，趋之若骛，进而对高丽等周边地区制瓷业产博华生重大影响。但是，从力学角度看，裹足支烧受力点少，胎骨易拆裂，器物易变形。从传世品来看，汝瓷大圈足器居多，多采用足内侧支烧，使器物受力均匀，尽量克服支烧应力集中的弊端，但仍难以避免断纹和棕眼。此外，参考汝窑窑华物址发掘资料及实物标本，汝窑窑具和器物存在垫、支、又支又垫等多种形式，中华并非裹足支烧一种。可见，传世御用汝瓷的满釉支烧确是曲意逢迎的产物，并非汝窑的全貌。随着徽宗的即位，北宋皇帝也愈发奢靡，受裹足支烧所累，汝窑贡瓷适烧范围窄、成品率较低等弊端日渐显现，已不能适应皇室日增一日的需求；其相对单调的器形和“素面朝天”的外表，更不能满足那位文人皇帝的艺术品味。加之窑址不在汴京，贡烧多有不便，废汝窑而于京师另立官窑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南宋顾文荐《负暄杂录》记载：“宣政间，京师自置窑烧造，名日官窑。”该书冠以“负暄”的名称，可见是作者晚年的随笔。作为当时的见证，人书俱老，应予征信。按照南宋叶真《坦斋笔衡》记载：“中兴渡江，有邵局，袭故京遗制，置窑于修内司，造青器名内窑。澄泥为范，极其精致，釉色莹澈，为世所珍…物…”据此，宋代官窑的传承脉络清晰可见，从未间断，诚乃继继绳绳，日益精进。“袭故京遗制”一物语，再度证明北宋官窑的真实和重要。北宋末年的汴京官窑虽只是流星一瞬，但却闪烁出耀眼的艺术光辉，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。物博　　北宋官窑的存在有着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。如前所述，汝窑以满釉支烧闻名，而中兴渡江后博，“中袭旧京遗制的修内司和郊坛官窑则不见裹足支烧，却代之以垫或支垫结合的方法，既是继承北宋汴京官窑的余续，可谓渊源有自。华物有鉴于此，在窑址不易或见的客观现实面前，又应如何界定传世的北宋官瓷呢？本人愿意在此提供给大家一定的思考空间。　　物华首先应该明确，北宋官窑存在的时间较汝窑尤短，更逢亡国灭种的北方兵祸，可以想象，北宋官瓷传世应较御用汝瓷更鲜。典章人物，扫地都休，何况区区一座官窑！宣政风流已不存，北宋官瓷又将焉附？需要指出的是，北宋官瓷源自汝瓷，其胎骨的选用和釉料的配置应与汝瓷相同或相类，主要区别在于其装饰手法的多样化和支烧方法的改进。如前所述，御用汝窑主要采用单一的裹足支烧法，有其局限性；且以待诏供奉的身份，遵从皇命，不敢有丝毫失矩，更阻碍了汝瓷艺术上的发挥，其传世品较少装饰图案，即是证明。这点符合徽宗赵佶的艺术个性。　　北宋官窑应运而生后，按器形的要求，对汝窑的支烧法加以改进，增添了垫、支垫结合的烧法，器物受力更均匀，使胎骨更坚薄，从而为釉质更趋淳厚、匀润创造了条件，真正达到了厚若堆脂的质感，器形也随之丰富。与此同时，为了遵从徽宗的艺术倾向，并凸显北官的中心地位，北宋官窑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地方名瓷的装饰技法，将带有宫廷或皇权色彩的图案灵活运用其上，极大地丰富了御瓷的品类，这也是汝窑所不具备的特权。北宋官窑在烧制上的些许借鉴和大胆尝试，一扫官窑千篇一律的模式，明显有别于南宋官窑，这可能与徽宗的文人气质中不无关系。因此，我认为，可以这样界定传世的北宋汴京官瓷：胎釉应明显区别于南宋官瓷而与御用汝瓷相近；主要采用与南宋官窑相似的垫或支垫的非裹足支烧方法，小足器物开始增多，即外支里垫的形式；间或带有装饰。　　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，在此我坚信御用汝瓷，南宋官瓷存在特例。正如物传世御用汝瓷多为圆唇，台北故宫则有汝瓷花口碗孤品；其它有无纹水仙盆、三牺尊等特例可资借鉴。原因在于，我们讨论的以上问题，都存有人为的不定因素，而非自然现象。所以说文物鉴定必须以科学的态度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分博析，不怕存疑，更不要画地为牢，要对历史负责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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